崛起国如何在与主导国的竞争中赢得竞争，进而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的地位，这是“道义现实主义”研究的核心问题。道义现实主义认为，任何崛起大国都不可避免地要同时面临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挑战，中国亦不例外。虽然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构成的挑战是综合性的，但在不同的条件下，二者对中国崛起构成的挑战的重要性不同。

尚不足以颠覆中国崛起

从中国现有的国际地位来看，目前外部威胁中国崛起的国际因素很多，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强大到足以颠覆中国的崛起。

特朗普上台之后，“让美国再次伟大”的口号可能成为其整个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，他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政治目标，但多数人不认为他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。他执政一个月，表现出来是政出多门，受到国内巨大阻力。其政策特点很可能是志向高远，落实有限。特朗普看到，冷战结束后，美国与所有国家的实力差距都拉大了，唯独与中国的实力差距缩小了。例如冷战结束时，日本GDP是美国的三分之二，德国是美国的三分之一。如今日本变得不足美国三分之一，德国则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。因此，特朗普认为，是中国的崛起使美国不像冷战结束初期那么伟大了。他将防范中国作为主要战略考虑是完全可能的。

特朗普与中国进行竞争的战略将与奥巴马的“重返亚太”不同，这不仅因为“重返亚太”是上任总统发明的概念，更主要的是他认为美国实力已经力不从心，会将战略重点的地理范围从亚太缩小到东亚，以集中实力。这意味着，特朗普政府将更多强调将军事力量部署在东亚地区而不是亚太地区。在加强与东亚盟国战略合作这一点上，他将与奥巴马相同，但是特朗普政府对东北亚地区的重视程度将高于东南亚，因为菲律宾对美政策的调整使美国在东南亚缺少了有效的战略抓手。

美国是中国崛起面临的最大国际障碍，但美国最多只能增加中国崛起的困难，却无力颠覆中国的崛起。美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是，中国崛起的动力源于国内，美国没有阻止中国崛起的足够能力，最多只能通过一些策略在安全和政治领域给中国制造一些外部困难。孤立中国的崛起有助于延续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。

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本目标是，争取在亚太两极化的过程中，多数国家站在美国一边而不是中国一边，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手段就是结盟。希拉里·克林顿任国务卿时明确指出，“重返亚太”战略就是巩固与传统盟友之间的合作，扩大新盟友，加强与对手之间的对话。

除美国之外，日本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是中国崛起的阻力，但这个阻力是有限的。随着中日综合国力差距的进一步拉大，这个阻力将会下降而不会上升。特别是从长期角度讲，安倍之后的日本政府是有可能调整对华政策的，中日关系改善是有机会的。

“台独”将成为中国崛起面临的紧迫问题

除了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势力之外，“台独”和“港独”势力都在上升，因此分离主义对中国崛起构成的安全威胁不是在下降，而是在上升。蔡英文上台之后，美国对“台独”势力的支持已呈现为上升趋势。美国国会已通过对台六项保证，并提高了美对台军事交流的级别。“台独”势力的再度得势可能带来“三海联动”的系统效应，即台湾当局可能会与日本、美国在南海、东海和台海三个战略领域相互配合，联手对抗中国大陆。例如，一个很迫切的现实问题就是，如果台湾当局、美国、日本在太平岛的12海里之内搞人道主义联合搜救，我们需要未雨绸缪、提前应对。